章子怡迴應打群架：你究竟還要黑我到什麼時候

有網友爆料稱，汪峰求婚章子怡當晚，章子怡哥嫂大鬧求婚現場，並有一條自稱是章子怡哥哥大罵汪峰自私的朋友圈文章在微博熱轉。”由於自稱“中國第一狗仔”的卓偉是最早釋出該朋友圈文章的人之一，所以不少網友都猜測章子怡怒斥的物件是卓偉。

有網友爆料稱，汪峰求婚章子怡當晚，章子怡哥嫂大鬧求婚現場，並有一條自稱是章子怡哥哥大罵汪峰自私的朋友圈文章在微博熱轉。章子怡通過微博迴應：“你究竟還要黑我到什麼時候！得到的還不夠多嗎？你傷害的何止是我一個人！”由於自稱“中國第一狗仔”的卓偉是最早釋出該朋友圈文章的人之一，所以不少網友都猜測章子怡怒斥的物件是卓偉。

近一兩年來，娛樂圈裡分外“熱鬧”，八卦與口水齊飛、緋聞共醜聞一色。明星八卦的紅火也讓“狗仔”這個外來詞彙逐漸為大眾熟悉，以往只在電視劇裡看到的種種行為，諸如跟蹤明星、貼身偷拍等已經來到了我們身邊。公眾對明星八卦看得不亦樂乎的同時，關於明星隱私權的討論也甚囂塵上。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說法認為，明星是自願將其置身於公眾視野之中，讓渡部分隱私權實屬正常。某種程度上來說，“狗仔”的行為甚至起到了滿足公眾知情權的作用。

這種“欲戴王冠必承其重”的觀點，初看之下有一定道理。但仔細推敲，邏輯上並不一定站得住腳。首先，演藝明星也是公民，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他們應享有與普通大眾一樣的隱私權，“讓渡”一說並無法律基礎。其次，大多數演藝明星、體育明星實際上並非靠在公眾視野中“混個臉熟”而獲得收入，他們有的具有某種天賦（如唱歌、演戲），有的經過刻苦訓練（如體育明星），他們提供社會服務必然要獲得相應報酬。其報酬水平超出一般工作，也是由市場供需決定的，並不能認為是以犧牲隱私權為代價。因此，“明星”其實也不過是一種職業而已，將其特殊化作為強行讓渡隱私權的緣由，實在有些牽強。

在筆者看來，唯一可以作為讓渡隱私權理由的，只能是為公眾利益而計。其最適用的人群應是時政領域內的官員群體。因為官員掌握的是公權力，一旦公權力行使不慎，將對社會公平正義產生影響，涉及每一個人的利益。這種危害性與演藝明星離婚、劈腿帶來的社會影響絕不可等量齊觀。嚴格來說，只要明星沒有觸犯法律，曝光明星的私生活除了滿足公眾的窺私慾外，並不對社會和人們的生活有什麼實際影響，更談不上什麼公眾利益。

當然，對於公眾人物的隱私權如何界定，本就是一個尚無定論的法律前沿問題。在探索較早的西方國家，雖然已形成了一些判例或原則，但在具體操作中至今充斥很大爭議。而在我國，這一問題引來關注較晚，具體操作中幾乎完全憑藉記者或“狗仔”的自我判斷行事，比如有的認為只能在公開場合偷拍，有的認為只要窗戶沒關，明星在家中的活動也可窺探。正是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間缺乏統一而明晰的判斷標準，才使得公眾人物人人自危，公眾自身則越發沉溺在“娛樂至死”的情境之下，預設明星被“黑”為常態更是一種荒唐。某種程度上，還助長了娛樂圈的炒作之風，讓一些虛假報道、惡意報道更加肆無忌憚。

要改變這一現狀，一方面應鼓勵更多明星通過法律途徑來維護自身名譽。除了起到保護自身隱私的作用外，對於遏制有失控傾向的“狗仔”行為也是好事。另一方面，學術界、司法界還要加強對於保護公民隱私權的立法研究。目前我國法律對於隱私權保護的規定並不完善，隱私的界定、範圍等基本概念尚有爭議，精神賠償規則也不完善。只有加強這方面的立法，才能讓保護公眾隱私權更深入民心，操作得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