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巖當伴娘被騷擾引發熱議 “鬧婚禮”竟然弄出群體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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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爾與包文婧在巴厘島的婚禮上，作為婚禮伴娘的柳巖被新郎包貝爾和其他幾位男藝人伴郎在眾目睽睽之下，強行抬起試圖扔到水池裡。身穿抹胸高開叉紗裙的柳巖...

包貝爾婚禮上男藝人們為何要性騷擾伴娘柳巖？
包貝爾與包文婧在巴厘島的婚禮上，作為婚禮伴娘的柳巖被新郎包貝爾和其他幾位男藝人伴郎在眾目睽睽之下，強行抬起試圖扔到水池裡。身穿抹胸高開叉紗裙的柳巖，雙臂抬起裙子都可能下滑，何況在四腳朝天地被包括新郎在內的一眾男藝人抬起，連黑色小內內都露出來了。若非緊急關頭賈玲挺身而出阻止了這些男藝人對伴娘持續的性騷擾，否則柳巖落水後裙裝透水幾近於裸身在群狼環伺的目光之下。
除非柳巖明確許可並配合了這些男藝人們的行為，否則他們所作所為就是確定無疑的公開性騷擾。從婚禮視訊以及相關報道來看，柳巖並不情願自己被這樣騷擾，她在眾人的笑聲中尖叫著連喊了兩聲“誰來救救我”。問題是，這些平常十分注重公眾形象的男藝人們為什麼會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性集體騷擾婚禮伴娘呢？
看起來，這些男藝人可能壓根就沒有想到自己的所作所為是“性騷擾”。有兩個因素使他們意識不到自己在性騷擾伴娘。
首先是中國部分地區所謂的“鬧婚禮”的習俗，在這些地區默許男人在婚禮上性騷擾伴娘。像半年前山東泰安的“伴娘事件”，16歲的未成年伴娘在婚禮上被5個男人強行騷擾猥褻，手伸到衣服褲子裡亂摸，並扒光衣服。這種與現代文明相悖且衝突的陳規陋俗，依然在部分地區得以傳承。新郎包貝爾和一眾男藝人很可能認為自己不過是在“鬧婚禮”，而不是在“性騷擾”。
事實上，哪怕是假“鬧婚禮”的名義性騷擾依然可能構成違法犯罪。山東泰安的“伴娘事件”中，性騷擾的5個男人在被伴娘起訴後，分別被判處了強制猥褻罪並獲刑。

其次，在一個群體起鬨的氛圍中，即使某個男藝人單獨未必會明目張膽地騷擾伴娘，但在新郎慫恿之下，眾人起鬨的氛圍中，其剋制力大大下降，習性中的慾望無法被理性所抑制。像杜海濤，甚至在柳巖摔倒，賈玲已經阻止的情況下，還公然拉扯著穿裙裝的柳巖的腿並拉下一個臺階。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因為大家都在做同樣的事情，所以責任就分散了；同時他人的行為成為自己行為合理化的參照。
平心而論，這起男藝人集體性騷擾伴娘事件放置在整個中國的社會環境下，儘管足夠下作，但也並不算最惡劣。由於中國立法、執法和司法的滯後，相當多數性騷擾並沒有被大多數人所認識到；甚至許多受害女性也不清楚自己是否遭遇了性騷擾。司法實踐中，只有達到強制猥褻罪（一般要觸控性器官才夠定罪標準）程度才可能被查處，而一般性騷擾都不了了之。
例如，3月7日某些高校以“女生節”名義公開打出的一些橫幅，就已經涉嫌構成公開性騷擾，但無論是製作並打出標語的男生，還是看到後感到不悅的女生，都意識不到自己的行為已經給不特定的女性帶來騷擾，或自己已經被下流的標語所侵犯。再例如，許多女性在遭遇約會強姦後，意識不到自己已經遭受到了性侵犯，儘管感到屈辱或受傷，也只好獨自忍受和消化。
再例如，由於大多數性騷擾發生在權力不平等的關係中，掌握了不受制衡權力的上司對女性下屬的性騷擾往往不受追究，甚至屢屢將受害人發展成情婦。這在多起被查處的貪官性醜聞中可見一斑。甚至包括被曝光的某些地方的警察機構長官，從性騷擾女員警到發展成情婦，也不鮮見。

至於在同事或合作伙伴聚餐或活動的場合，當著女同事的面公然講露骨的性挑逗或性誘惑的段子，甚至成為許多單位，特別是公務系統單位的亞文化。
從另一個角度，那些男藝人與社會芸芸大眾其實並沒有什麼差別，在放鬆的情況下也同樣習染了這個社會惡劣一面。包貝爾和一眾男藝人在多名伴娘中偏偏挑中以性感著稱的柳巖下手，從骨子裡多少反映了他們認為一個不吝展示性感的女人就應該放蕩，就應該被玩弄。這從他們性騷擾視訊被曝光後一些留言，包括現場參與婚禮的男士認為“人家玩得起，也願意玩，關你什麼事！”
無論怎樣，包貝爾婚禮上的這起公然集體性騷擾伴娘柳巖事件是這群渣男本色的男藝人們的醜聞。我不認為他們是“犯錯誤”了，他們骨子裡就是這樣的人。他們受的教育，他們置身的社會環境，他們持有的三觀，以及他們的生活方式決定了這件性騷擾事件不是偶然和衝動發生的，而是難得的本性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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