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智言：陳柏霖、桂綸鎂那一代年輕人身上 更有歷史感
桂綸鎂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乾淨，從外表到內在都特別乾淨，非常白，白到有點面無血色的感覺，是一個乾乾淨淨、不惹塵埃的女孩子。她的成長過程受到學校、父母的保護很好
記者：從《藍色大門》《戀愛地圖》《危險心靈》，到去年的《行動代號：孫中山》，你的影片題材始終在關注青少年？
易智言：其實不是我刻意選擇青少年題材，而是青少年的題材選擇了我。到今年，我的導演生涯正好20年，當初入行的時候，其實我什麼樣的題目都拍，什麼樣的角色都寫。但外界發現我做青少年的東西比較傳神，無論是電影、電視還是廣告，都有大量的拍攝需求。無形中，我拍青少年的題材越來越多。（包括）遇到的人、做田野調查的人，也大部分是年輕人，逐漸地我好像就變成某一種青少年的代言人。
記者：拍《行動代號：孫中山》之前，你對臺灣青少年做了八個月的田野調查，這一代年輕人有什麼樣的特質？
易智言：每一代年輕人本質上都差不多。處在十幾歲的年輕人，對未來該何去何從，多少會有一些惶恐、期待和想象。青少年更重要的一個特點是脫離父母，然後逐漸發現自己，是一個建立自主人格的時間點。這些東西是相同的。
可是因為每個時代有不同的氛圍、狀況，又會有稍許的差別。比如我在拍《行動代號：孫中山》這一代的年輕人，跟我拍《藍色大門》時陳柏霖、桂綸鎂那時候的年輕人有很大差別。現在十幾歲的高中生相對更自由，沒有包袱，可以海闊天空，相對比較懶散。這一代年輕人比不上陳柏霖、桂綸鎂那一代，他們那一代的年輕人對自己的要求很高，相對的壓力很大，有很多包袱。
記者：他們身上更帶有一點歷史感？
易智言：對，他們會覺得，在做自己之前，還是會考慮家人，考慮自己是社會的一分子。現在的年輕人首先想到的，都是我自己，我要怎樣就怎樣，相對地沒有這些牽牽扯扯的關係和想法，比較容易沒有目標。
記者：《藍色大門》是一個青澀、壓抑又迷茫的青春，但在《行動代號：孫中山》裡，你好像顛覆了過去，加入很多幽默的笑聲。這是不是你對兩代年輕人觀察之後，影片風格的改變？
易智言：我想都有。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人物。更重要的可能是不同的社會氛圍，臺灣這一代年輕人，連臺灣的地位和定位到底是什麼，都是一片問號和驚歎號，他們會對很多事情都搞不清楚，沒有答案，因此比較容易有荒謬感和自嘲，因為無奈而荒謬。在過去，無論是我年輕的時候，還是桂綸鎂、陳柏霖他們年輕的時候，這種感覺相對是比較少的。
桂綸鎂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乾淨，從外表到內在都特別乾淨，非常白，白到有點面無血色的感覺，是一個乾乾淨淨、不惹塵埃的女孩子。她的成長過程受到學校、父母的保護很好
記者：你的每一部電影都堅持尋找“素人演員”，直接在臺北西門町尋找演員。當年你第一次看到桂綸鎂和陳柏霖的時候，他們什麼樣的特質打動了你？
易智言：桂綸鎂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乾淨，從外表到內在都特別乾淨，非常白，白到有點面無血色的感覺，是一個乾乾淨淨、不惹塵埃的女孩子。她的成長過程受到學校、父母的保護，家庭教育很好，所以單純到天真。她在西門町遇見我們的工作人員，當時一個16歲的女孩直接把照片跟電話留了下來，那種單純、那種對人的信任，是非常非常難得的。所以桂綸鎂給我的第一印象，從具象到抽象，從外在到內心，都是非常乾淨的。陳柏霖小時候非常害羞，我第一次跟他面試、做訪問的時候，他碰到不會回答的問題，就笑，就躲，躲到臺子下去，非常害羞。現在大家叫他“暖男”，我覺得害羞跟溫暖是相通的，都是把自己放在後面，這十幾年，他其實一以貫之的都是這個感覺。
記者：桂綸鎂從這部電影走出去之後，也成為了金馬影后，但你們始終沒有再合作，有點可惜。
易智言：其實是沒有適合的題目。如果現在要拍陳柏霖、桂綸鎂，這些角色應該是要三十來歲，我總不會再叫他們去扮演高中生。我一直有種感覺，冥冥中是會再跟他們合作，只是我沒有找到理想的角色。
那麼多年，其實我們之間像朋友，又像家人，經歷過很多事情，有歡樂也有悲傷。如果你真的要幫家人做一個東西，是很有壓力的，必須要好、要真誠。我們講了好久說要做一部電影，然後我沒寫出來，這就是沒有東西。
桂綸鎂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乾淨，從外表到內在都特別乾淨，非常白，白到有點面無血色的感覺，是一個乾乾淨淨、不惹塵埃的女孩子。她的成長過程受到學校、父母的保護很好
記者：《藍色大門》在你的電影生涯中算是怎麼樣的一部作品，對兩位演員而言呢？
易智言：我覺得都很重要。桂綸鎂和陳柏霖在拍了《藍色大門》之後，演了很多年的電影都是在騎單車，所有人找他們，就是要騎單車、演高中生。好像這十多年來，一直在吃老本。
我們在做《藍色大門》的時候，其實沒有想過會變成什麼樣，只是喜歡這個故事，喜歡裡面的人物，就盡心去做，沒有預期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後來《藍色大門》成為臺灣電影中的第一部少年青春片，在這之前沒有，之後跟了一大堆。我們拍的電影留下了一些什麼東西，不只是臺灣，幾乎火遍了全世界，在觀眾心裡也留下了印記。
《藍色大門》之後，我起碼接到十幾二十部校園青春片的邀請，但我都沒有拍。《藍色大門》形成了自己的位置，相應的也給我們一些包袱和壓力，陳柏霖、桂綸鎂包括我自己，這部影片之後的路子其實一直有個標籤貼在上面。他們過了好久才擺脫騎單車、背書包的日子，我也過了好久才不再接到青春校園愛情片。我常講，《藍色大門》有時候會變成一種魔咒，像個鬼魂一樣在後面飄來飄去、無法擺脫。
記者：你一直在堅持起用“素人演員”，堅持給臺灣電影圈更多的新面孔，是為了輸送更多新鮮血液，維持一個健康的電影圈生態嗎？
易智言：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一直在拍青少年，基本上業界沒有這樣的演員。我實在看不下去二三十歲的演員還在反串高中生。青少年身上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是演不來的，他們有青澀與笨拙，那些非常質樸的東西是演不來的，非要那個年紀。所以基本上我都是為了角色需要，然後去尋找這些所謂的素人，並不是說我一定堅持要用素人。十幾歲的演員本身就不多，那種青澀的質感，其實年紀大了，就失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