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群書：我想和電影談談 拍大片不自由(附圖)

拍了一堆商業大片之後，高群書心底的那個獨立電影夢還是沒有實現。高群書：太多年輕導演，一出手就想弄出個昆汀範兒。高群書：前不久我在微博上說，真心希望《山楂樹之戀》、《愛出色》票房過億，《劍雨》票房過兩億。

高群書

《東京審判》

《風聲》

《西風烈》

在片場，高群書總是同一個狀態示人：不高興。雖然《風聲》票房奇佳，剛上映的《西風烈》也被盛讚，但高群書依然處於對電影製作水準要求過高，與面對實際操作不得不妥協的矛盾狀態之中。

文｜林夏生 圖｜趙衛民

據說雙魚座的人年輕的時候都寫詩。高群書也寫。朦朧詩，還有個筆名叫岑寂。那個時候他留飄飄長髮，字裡行間都滲透著股晦澀，整一個頹廢派文藝男青年的姿態。

再年輕一點的時候，他是個羞怯的男孩。看見女孩就臉紅，走路必須和女孩間隔兩米以上。對話的總人數不得超過三個，萬一趕上五六個人的場合，他就憋得啥都說不出來。

如今，他叫膘客老高。您看仔細了，是“膘”。這段時間，這個名字在微博()上極火。身為一位電影導演，少見這麼話癆的。愛和網友在微博上聊天，聊天氣、聊路況，偶爾也爆個明星八卦什麼的。看個電影，他得“炮轟”個幾句，雖然他自己覺得挺無辜的；即便只是逛個片場，他也喜歡積極回覆網友評論，雖然他說張一白絕對比他更話癆。

拍了一堆商業大片之後，高群書心底的那個獨立電影夢還是沒有實現。於是乎，他琢磨出了個願望—某個陽光明媚的早上，暴富的煤礦老闆帶著年輕的小蜜，把幾百萬鈔票甩在自己面前，讓他不管票房，隨便拍個電影。“只要能讓我自由拍戲，就算那姑娘長得像母豬，我也絕對讓她當女一號！”

趕緊把戲拍完

“我倒是沒啥中年危機。唯一操心的，就是想趕緊把戲給拍完。”

前一晚在北京宣傳《西風烈》，採訪到深夜12點還沒有結束。第二天高群書起了個大早，趕九點的飛機前往深圳。人還沒出機場門，大車直接又把他拉到片場，巡視場地。午飯沒顧得上吃，高群書又火速趕到東莞的下榻處。剛點著一根菸，下邊的人催促著趕緊開會，說是劇組幾百號人都等著他發號施令。到深夜，桌子上準備的水果，一顆都還沒有動過。

每回執導大片，高群書只有一個要求：讓他一週休息一天。遺憾的是，這個要求從來沒有實現過，從《風聲》到《西風烈》，再到《一場風花雪月的事》。他必須永遠處於緊張的準備和強大的壓力之中，只要他還拍大片。

高群書猛抽了一口煙，“我真想就像魯迅說的那樣，‘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拍大片不自由

“我樂意給人掙錢，但我渴望自由。”

高群書最羨慕的人，是小製作電影《透析》的導演劉傑。“拿的是數字攝像機，面對的是三五個演員。導演每天踱著閒步，走到外邊瞅瞅天，然後撂下一句話，‘今天天氣不太好，咱不拍了。’”高群書在電影裡客串了一回，有幸見識到了什麼叫做自由地拍電影。

“拍著玩兒，這是我的理想。”高群書說。他羨慕王家衛，羨慕杜琪峰—人家一部電影能拍三年。沒空了，電影往那一擱。等什麼時間有空了，再回頭來拍。自己呢，得天天趕集似的早出晚歸。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作為國內最成功的商業導演之一，高群書註定得被趕鴨子上架。“拍藝術片，那你就去當藝術家；但你要是想拍大片，就得當總理。”高群書說自己乾的事兒跟總理沒差多少，總理管的是國家，自己管的是劇組，都得事無鉅細照顧得井井有條。

再換個說法，電影行業就像《紅樓夢》裡的大家族，賈寶玉是拍藝術片的，只顧著和林黛玉風花雪月；王熙鳳就是拍大片的，掌管整個大家族的吃喝拉撒睡。“我想做賈寶玉，拍個小片子，不管票房，不管口碑，我自己高興就行。”高群書想拍小人物的故事，什麼荊軻、武松，都是他的目標。但很無奈，他沒法成為賈寶玉。“我不想具備王熙鳳的眼光，但拍了那麼多大片，這種姿態已經滲透到我血液裡邊了，我時刻被提醒著，要以一個大片導演的眼光去選材、去拍片、去掌控全域性。”

不喜歡劍走偏鋒

“你可以拍小兒夢囈，這是你自己的選擇。但你不能怪大眾不接受你，這是大眾的選擇。”

頂著“最成功的商業片導演”的頭銜已經很多年，後來人卻一直遲遲沒能追上來。國內有那麼多的題材供人選擇，有那麼多的投資供人揮霍，還有那麼多的明星供人支配，為什麼還有如此多的所謂“大片”走向失敗？

“他們想要獨特，想要與眾不同。”高群書對此嗤之以鼻。“獨特？就連小孩偶爾蹦出的夢囈，都能驚豔世人。獨特，來得太容易了點。”高群書最忌諱的，就是拿小孩那一兩句讓人眼前一亮的夢囈來糊弄人。“獨特是獨特了，但它不適應大眾的價值觀取向，不代表大眾的集體情感，觀眾怎麼可能買你的帳呢？”

太多人想要劍走偏鋒，高群書偏偏不吃這一套。他拍大片，無他，就拍英雄主義。為什麼？因為鋤強扶弱、懲惡除***才是大部分人所認同的、主流的價值觀。在高群書心裡一直有個清晰的指向—更多人接受，票房自然就好。“大片之所以稱之為大片，並不是因為他規模大、投資大，大片追求的實際上是大眾的高接受度。”大片要做到面對整個社會說話，那麼，沒有比英雄主義更靠譜的主題了。

更大一部分中國導演覺得英雄主義太庸俗了。“他們喜歡用藝術片的心態拍大片。他們想，我一個堂堂大導演，怎麼能拍這種沒有水平的東西呢？”標新立異的結果就是，大眾看不懂，票房慘敗。“他們想拍出黑格爾式的真理，想拍纏繞中國五千年曆史文化繼承的真理。但他們沒有想過，如今是一個快餐時代，沒有人願意為你晦澀的真理買單，甚至你作為導演本身，也耐不下心去發現真理。”

他絕不步那幫“為了獨特而獨特”的中國導演後塵。他不怕別人說自己俗，他就怕自己哪天不俗了。這才是高群書。

對話高群書

記者：好萊塢的商業片操作得挺成功。

高群書：人家壓根就沒商業片這個分類，都按劇情片分。好萊塢自己有一套敘事的體系，在這個基礎上各有風格。電影就像吃大餐。文藝片是小蔥拌豆腐。商業片嘛，昆汀是麻辣燙，馬丁就是粵菜。吃慣了魚肉，偶爾也想來點清淡的，反之亦然，哪樣都少不了。

記者：但在國內，說你是拍商業片的，就跟罵人一樣。

高群書：對。在國內，商業片和文藝片站在直接對立的位置。文藝片全都是反映社會黑暗面的，而商業片卻成了超豪華版的文藝片，放大了小情小調，導演在電影裡說的都不是人話，更不是為大多數人民群眾說話。中國電影之所以失敗，就失敗在這裡。大家都想要拍出好萊塢的規模和氣勢，卻連最基本的好萊塢敘事規律都欠缺。

記者：但你拍商業片就挺成功的。

高群書：為什麼我拍大片成功？因為每一步我都是兢兢業業，如履薄冰。這都是為情勢所迫啊。拿了投資拍大片，就是每天如箭在弦不得不發的狀態。想十點起床？不行！片場鏡頭拍不對？必須整到對為止！我必須把電影的每一格都給填滿，每一幀都必須有熱力，有價值。拍大片就意味著你必須永遠處於奔波的狀態，這個過程太不自由了。

記者：中國電影有什麼誤區？

高群書：太多年輕導演，一出手就想弄出個昆汀範兒。很多人都想，甯浩憑一個電影就火了，那我也成。他在底下做了多少年副導演你知道嗎？他背後遭過多少罪你知道嗎？他自己掏幾萬塊錢在草原拍片，這頭正拍著戲呢，一個蒙古群眾演員突然跑了，說是拍戲時間太長，得回去養馬去，直接不辭而別。甯浩就開著自己那小破車，在草原上追了人家一百多公里，到最後人家也還是沒來。這些背後的故事你知道嗎？每個成功的導演，都是一個腳印一個腳印走出來的。在寂寞孤獨、等待機會的時候，你必須把基礎一點一點地打好。一旦機會來了，你才能抓得住。不親手炒菜，怎麼能做好廚子？不進入實踐，怎麼能當好導演？想一步登天，門兒都沒有！

記者：在你眼裡誰是大師？

高群書：科恩兄弟。其實他們也特別商業。還有昆汀！但他們拍攝人性普遍的黑暗，他們的獨立製作總能把商業追求和個人的肆無忌憚結合得非常好。

記者：那你為什麼不整個獨立製作出來？

高群書：我不能讓資本為我內心騷動的藝術追求買單。在國外的電影制度之下，昆汀可以這麼玩，科恩兄弟可以這麼玩。但我們沒有這個基礎，我們不能這麼玩。

記者：你最想要拍什麼樣的電影？

高群書：我就想要拍經典。電視劇嘛，瞎糊弄糊弄，收視率不錯就行了。但電影不同，它具有一個會蔓延的連鎖反應，任何人都能來挑剔它。要經得起各方的考驗，太不容易了。

記者：會有人質疑你。

高群書：現在是一個自由表達的時代。每天都會有人跳出來說，電影已經完蛋了，無論你是科波拉、波蘭斯基，還是馬丁·斯科塞斯。但我就想要拍能經得起各界挑剔的電影。不過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電影呢？太多人無法用客觀、豁達、寬容、冷靜的心態，去看待一個不可能完美的東西。

記者：除了觀眾的挑剔，還有影評人。

高群書：我為兩類人拍戲：最有文化的和最沒有文化的。中間那一撥假裝專業的，我從來不照顧。這裡邊就包括影評人。中國的影評人特別奇怪，他們說話時不願意站在一個純粹的旁觀者，而是把自己當導演使。他心裡對好電影已經有一個標準，你要是不符合這個標準，那你就是部爛片。這一段怎麼能沒有音樂呢？這個鏡頭怎麼能那麼拍呢？我就納悶了，這是你要探討的問題嗎？

記者：那你和人抬槓不？

高群書：沒辦法，我把電影拍出來，就是任人宰割的。人家看得那麼仔細，那麼熱情地給我指出問題分析問題，我能怎麼著呢？也不能和人家抬槓，那就只能跟人家說謝謝。

記者：隔三差五就能聽見媒體說你“炮轟”。

高群書：前不久我在微博上說，真心希望《山楂樹之戀》、《愛出色》票房過億，《劍雨》票房過兩億。馬上有人跳出來說，你為什麼不說《狄仁傑》呢？還有人指責我，你這不是在黑《山楂樹》嘛？我從來沒有黑過《山楂樹》。我在釋出會上就說了一句：“《山楂樹》是給我們這些老男人看的。”第二天見報的標題，全都寫著“高群書炮轟《山楂樹》”。我冤啊，我還以為自己是在恭維呢！

記者：你在商業片的範圍內，做了什麼嘗試？

高群書：我在逐個建立電影的型別。《東京審判》，法庭片。《千鈞。一發》，想做作者電影，結合希區柯克和小津安二郎，看出來沒？《風聲》，看上去是諜戰片，實際上講述的是人性的黑暗和強大。《西風烈》，警匪片、西部片、動作片。探討人死還是活，成功還是失敗，為什麼死為什麼活，以及極端狀態下人性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記者：你追求的是票房還是口碑？

高群書：我不希望自己的電影總在電影學院裡迴圈播放。我要的是口碑。口碑好還分兩種—票房好的和票房不好的。《千鈞。一發》就屬於後者。因為院線不說你好。院線不說你好，說明這電影肯定還有問題。我要的是票房好，口碑也好。

記者：《風聲》讓你最得意的是什麼？

高群書：《風聲》的成功沒什麼可得意的。硬要說的話，那就是在此之前，《西風烈》想要1500萬的投資，拿不下來；《風聲》成功之後，《西風烈》拿下了3000萬的投資。

記者：《西風烈》呢？

高群書：可以說它完成了我的一個武俠夢。另一方面，它元素雜糅，代表了一種新型別片。它本身還帶有一種電影理念，生長在現實的土壤之上，又結出了高於現實的果子。不要臉的說一句，我認為它代表著中國商業電影的未來方向。

記者：萬一哪天你不再拍戲了，那你去幹嘛？

高群書：寫推理小說啊。我就想做個勞倫斯·布洛克那樣的作家，寫出本《八百萬種死法》，那也挺不錯的。